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，国内外诸如楼房倾覆、道路凹陷、桥梁垮塌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。与之相比，具有960年历史的应县木塔、历经1300年风雨的赵州桥，还有使用寿命超过了2200年的都江堰，不能不使人心生疑惑——古代建筑技术、材料均无法与现在相比，却又为何能将建筑物造得如此牢固？原因无他，只是将制度执行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。

陕西应县木塔

　　第一是严格执行的“物勒工名”制度。“勒”就是镌刻，是指产品制造者需将本人姓名刻于其上，以便常规检验和日后追查。《礼记·月令篇》记载：“物勒工名，以考其诚，工有不当，必行其罪，以究其情。”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，战国时期各国均初步形成了责任追溯制度，尤其以秦国最为完善。

　　秦代律法将产品生产管理分为四级，中央政府的“大工尹”为最高监管者，“工师”（相当于厂长）为监制者，“丞”（相当于车间主任）主抓质量检验，工匠负责具体制造。如今我们我们所能见到的秦朝文物，小到一砖一瓦，均铭刻有各级负责人姓名，无论何时何人发现质量问题，追可依此追查相关责任人，并予以严惩。

刻有名字的明代城砖

　　在同样以刑罚严苛闻名的明代，这一制度更是被发展到了极致。栉风沐雨六百余年，南京明城墙依旧固若金汤，其核心秘密便是“物勒工名”。墙体的每一块城砖，内外分别铭刻着产地所属府/州/县从总甲、甲首、小甲、制砖人夫到窑匠等五级责任人的姓名，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都将受到重罚。明北京城、十三陵及长沙天心阁，都是“物勒工名”制度下所创造出的绝世杰作。

　　第二是强制推行的“国家标准”。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一书，比如“瓦屋四分，囷、窌、仓、城，逆墙六分，堂涂十有二分，窦，其崇三尺，墙厚三尺，崇三之。”，详细描述了营建普通瓦屋所应满足的规范要求，后世称之为“程式”，指导性、可操作性极强。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公元前221年），秦朝统一后也立即颁布推行了“一法度衡石丈尺，车同轨，书同文”等系列标准化制度。

　　两宋时期，“程式”愈发完善，工部组织编订了标准化文件集《筑城法式》，详细收录了各类建筑技术、工具、材料和工时等方面的规定，并陆续出版了《营造法式》和《木经》。其中《营造法式》一书由南宋将作监李诫编写，配有详细说明与图样参考，算是建筑界的“国家标准”。在这些标准背后，是强制推行的制度保证——若因非法营造、虚费工力、材料不堪用、造作低劣等违反工程建筑标准，都有相应的刑罚措施，轻者杖责徒刑，重者流放处死。

　　同样以南京明长城为例，每块城砖规格、尺寸、重要均有统一规定，由官府统一订制、收购、运输、检验和调用。城砖运至京城后，官府将组织抽检，负责人从每一批次中随意抽取若干城砖，由两名士兵抱砖相撞，如不脱皮、不掉渣、不破碎、无裂纹，且声若洪钟大吕，方为合格。

南京明城墙

　　如不合格数量超过规定比例，则整批强制报废，责令相关人员重新烧制。再次检验若是仍不合格，朝廷将对各环节责任人加以严惩，最终可判处死刑。就算打通关系蒙混过去，城砖砌好若干年内，如因风雨侵蚀出现质量问题，依旧按照砖上所刻姓名追责。

　　第三是自发规范的“行业协会”。无论“物勒工名”抑或“国家标准”，这些自下而上的纵向管理就算执行得再严格，理论上依然存在侥幸逃脱的漏网之鱼，于是从北周开始又出现了横向管理制度——“行业监管”。行规作为一种社会规范，弥补了法律的不足，承担了官府的部分管理职能，有利于市场及社会秩序的稳定。

　　东亚最早的成文法《唐律疏议》中就明确规定，各行从业者均按照行业予以登记，推举“行首”充当行会成员担保人，在官府注册备案，负责保证产品质量、校验度量衡器具。与建筑相关的行会名为“鲁班会”，其主要职责为宣传落实“国家标准”、监管本行业从业者，使其自律诚信，并对外维护行业权益及形象。若有工匠违反相关规则，不仅在本行业内的声誉会毁于一旦，更会被逐出行会，终生不得加入。反观“行首”，为了不被官府追责，也会绞尽脑汁地保证质量过关。

　　最重要的是，上述任一制度均有严格的问责机制予以匹配。劣质产品将许多失职官员与工匠列入“历史黑名单”，精品工程也令许多良匠流芳千古。从正反两面来说，这三项措施都给后世留下了诸多有益启示，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。